也谈“为学术而学术”

2013年04月09日 | 来源: PassPaper | 分类: 学术观察

作者:魏光奇(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来源:学术批评网
  
   在《读书之旅》上看到谢泳和许苏民两位先生关于“为学术而学术”问题的争鸣文章,也想谈一点看法。依我的感觉,两位先生之所以话不投机,主要不是因为在这一问题上立场有多么悬殊,而是没有找准话题。
  
   分析起来,所谓“为学术而学术”的问题,有三个层面的内容和意义:
  
   其一,存在不存在于自身内容之外不具其他社会意义的“学术”。人文和社会科学作为一种理性思维,从来都不是纯个人的东西。从认识论上讲,感觉、表象、直觉乃是个人的,而一旦运用概念进行思维,运用语言进行表述,就必然具有客观形态,就必然要同当时的社会环境相衔接、相耦合。显然,任何学术都不可能不使用客观性的概念来思维,也不可能永远停留在个人的头脑中而不用语言表达。这样看来,学术具有社会性便是题中应有之义。任何一种学术,都要同包括政治在内的社会环境发生多层次多角度的、直接间接的联系,如内容如何,体现的深层思维方式如何,盛衰生灭的社会背景如何,产生的社会影响如何等等。在这一点上,就连语言学、音韵学、历史考据学等看似最为“学术”的学术也不能例外。清代考据学的兴盛,不是同士人吸取“明亡于空疏之理学”的教训有关吗?不是同士人“避席畏闻文字狱”有关吗?它所体现的思维方式,不是被认为同近代科学相通吗?它在取得丰硕学术成果之外,不是也产生了粉饰太平、掩盖社会矛盾、弱化士人经世意识的能力的社会效果吗?
  
   其二,知识分子应不应该持“为学术而学术”的立场和态度。如果说前述问题是一个事实判断问题的话,那么这个问题则是一个价值问题。依我之见,这是一个个人问题,应该尊重每个人的选择,不要互相干涉。即是说,对于一个学者来说,他可以以十分关注社会现实的态度从事学术活动,也可以以丝毫不理会社会现实的态度从事学术活动,主观上“为学术而学术”。我个人持关注社会现实的治学态度,但同时也对那些不关注社会现实而陶醉于学术之中的学者抱有十分的尊敬,对于“著书都为稻粱谋”者也抱以充分的理解,自己也间或为之。而对于凭借某种“超学术”的精神和物质力量来扼杀摧残他人学术的“学者”,则只能抱以鄙视和憎恶。
  
   其三,公共权力应不应该干涉个人的学术活动。如果说前两个问题属于个人认识问题的话,那么这个问题则是一个政治路线和制度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曾经比较熟悉这样一种立场和观点,即以人文社会科学具有党性为根据,主张公共权力就是要对个人学术活动进行干涉。这种立场和观点在我们中国“古已有之”,“君师合一”、“寓教于政”、“焚书坑儒”是也,而其一旦付诸实行之后的“于今”之烈,“文革”当中我们已经有了淋漓尽致的领略。所以,今天在可以称得上知识分子的圈里,这种观点可取与否似乎没有必要再讨论。
  
   倒是另一种观点值得分析,这就是所谓“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分开”。这种说法看似是赏给知识分子的一种恩典,其实每个人文知识分子都能够感到,它好似悬在自己头上的一把利斧。原因很简单,谁也不知道把握“分开”大权的“分开”者,会在什么时候、以什么为标准去搞“分开”,因而也就不知道自己的“问题”会被“分”到“政治”或者“学术”的哪一边。
  
   如果前文所说第一层次的观点不谬的话,那么学术与政治本不可分,永远也不能指望从内容的角度在学术与政治之间划出一条线来。要想真的而不是假的区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从形式上分。也就是说,不区分说什么、写什么,只区分“说”与“做”,区分言论与行动,区分“动口”还是“动手”。行动须有社会法律规范,是否违法,是否受惩罚,可以依法判定。但是,如果一个人只是在他的文章著作中对政府的官员或法令政策提出批评,那就属于“说”,属于言论,属于“动口”。中国古话说“君子动口不动手”,动口者不受指责,不受惩罚,“言者无罪”,现代人叫做“言论自由”。如果不是做这样形式上的区分,而是去做内容上的区分,在发掘学术背后的“政治”,讲什么某种观点、说法是“试图……”,“阴谋……”,“恶毒……”,“实质上是……”,那就永远也谈不上什么法治。这类控辞,连同“文革”当中动辄加于学术之上的“借古讽今”、“指桑骂槐”、“含沙射影”、“旁敲侧击”等等的罪名,作为政治词汇,其词源全都是秦桧那遗臭万年的三个字——“莫须有”。说实在的,我从来都不相信吴晗这样一个大历史学家写《海瑞骂皇帝》、《海瑞罢官》,会单纯是发思古之幽情,会不包含对当时左倾错误的关注。问题在于,他是在“说”,不是在“做”,是在“动口”,不是在“动手”。漫说是在谈历史,就是直呼其名、直道其事地对政治发表自己的看法,也是在行使法律规定的公民权利,也是“言者无罪”。“文革”过后为吴晗平反昭雪,人们汗流浃背地论证他写海瑞决无议政之意,这在80年代初的思想政治气氛下或许是出于不得已。然而必须指出,这种论证没有包含这样的内容:吴晗即使是借写历史议政,也全然无罪,全然合法;这种论证也没有排除这样的结论:如果吴晗或者其他人,确实或者胆敢借学术来议政,就整他活该,甚至整死他活该。
  
   总而言之,对于是否采取“为学术而学术”的治学态度,知识分子完全应该各自坚持自己的立场;而对于政策法律层面上的学术与政治关系问题,知识分子则应该团结起来,弘扬自己的群体意识,努力争取和维护公民所享有的思想和言论自由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