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部级科研奖的奇怪论文——评《新苏南模式:若干认识与思考》

2013年04月06日 | 来源: PassPaper | 分类: 学术观察

1)荣获部级科研奖的奇怪论文——评周明生教授的《新苏南模式:若干认识与思考》
  
   作者:刘大生
  
   据江苏省行政学院科研网2009年6月29日报道,周明生教授发表于《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上的论文《新苏南模式:若干认识与思考》,被某部级教育机构授予第二届全国行政学院系统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1]。遗憾的是,这篇荣获部级科研奖的所谓论文,其实是一篇很有问题的奇怪文章。主要问题是:
  
   一、结构失衡
  
   该文第二部分《新苏南模式的基本框架》分三个小部分,小标题分别是:《六个全新性结构》,《两个广泛性协调》,《一个本质性目标》。其中第一部分2479字,第二部分79字,第三部分22字。
  
   这22个字是:“即加快实现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的本质性目标。”写文章有这样谋篇布局的吗?难道苏南的共同富裕真的无法展开论述吗?这样的结构让人怀疑作者的写作能力。
  
   二、时间含糊
  
   例一:在该文第二部分《新苏南模式的基本框架》第一小部分《六个全新性结构》中(刊物第45页上),文章说:
  
   区域内发展最快的是民资,五年翻两番;和全国比,发展最快的是国资,五年翻一番;而从全球看,增长最突出的是外资。
  
   例二:在文章第三部分《新苏南模式的创新与活力》中(刊物第49页上),文章说:
  
   城乡收入差距最小的地方在苏南。五年来苏南城镇居民收入增幅比全国高1.6个百分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比全国高1.7个百分点。……苏南城乡差距在全国本来就较小,五年来这个差距进一步缩小,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苏南的城乡发展比较协调。
  
   上述两例中的“五年”,从上下文中看不出是哪五年,查遍全文也不知道是哪五年,作为经济学论文,统计的时间如此模糊,有什么说服力呢?
  
   例三:在文章第三部分《新苏南模式的创新与活力》中(刊物第47页上),文章还说:
  
   当今的苏州,内资企业的工业产值仍超过外资企业,占到全市工业总产值的近60%,约7000亿元左右,这个数字在全国大中城市中是名列前茅的,这说明苏州的本土民族工业、传统产业并非因外资进入而“萎缩”。
  
   如果是对苏南的现状作一个总体性的赞美,说“当今”的苏州如何如何,当然可以。但是,产值一般是以年度计算的,要交代7000亿元这样一个具体的年产值的数字,不说具体年份,而用“当今”来表示,是不是太忽悠人了?
  
   三、承接突兀
  
   例一:在文章第三部分《新苏南模式的创新与活力》的中间(刊物第48页上),作者来了个127字的“综上所述”,让人莫名其妙。“综上所述”这种总结性话语,一般是放在文章的结尾或者某个章节的结尾的,周明生先生却将这个总结放在文章第三部分的正中央,怎能不让人感到十分奇怪?
  
   例二:在文章第三部分《新苏南模式的创新与活力》中(刊物第47页上),作者突然说:
  
   十几年来的实践表明,苏南模式并没有向温州模式“投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和创新,苏南地区的经济比过去发展得更快更好,创造出了新的辉煌。
  
   前文根本没有提到过温州模式,更没有提到有人要求向温州模式投降的问题,这里强调“没有向温州模式投降”,实在没有针对性,实在是莫名其妙。
  
   例三:在文章第四部分《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的逐渐融合及新苏南模式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的开头(刊物第49页),有这样一段话:
  
   进一步比较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可以发现这两种模式具有逐渐融合和殊途同归的发展趋势。新苏南模式与新温州模式的诞生就是两种模式相互融合和殊途同归趋向的表现。
  
   这里的“进一步”三个字也莫名其妙,也十分可疑。因为“进一步”是有前提的,是在“初步”的基础上才能说的。前文没有“初步比较”,突然冒出一个“进一步比较”,初中生写作文恐怕都不会这样行文。
  
   四、数字矛盾
  
   例一:在文章第三部分的“综上所述”之前(刊物第48页),有这样的数字:“以2004年为例,苏州市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1:1.94,江苏省为1:2.20,上海市为1:2.30,浙江省为1:2.45,山东省为1:2.69,温州市为1:2.86,广东省为1:3.12,全国平均为1:3.21。”在文章第三部分的“综上所述”之后(刊物第49页),有这样的数字:“2005年全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23:1,江苏为2.33:1,在全国各省区中最低,其中苏南仅为2.06:1,苏州为1.98:1。”
  
   对比上述两组数字,让人感到惊奇,2004年苏州市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1:1.94”,接近一比二;2005年一下子就变成了“1.98:1”,接近二比一,一年之间天翻地覆,乾坤颠倒,一比二变成了二比一,这可能吗?这符合实际吗?
  
   例二:在第47页第三自然段中,文章写道:“当今的苏州,内资企业的工业产值仍超过外资企业,占到全市工业总产值的近60%,约7000亿元左右”。同页第四自然段中,又说“2005年,苏州市GDP总值达到4027亿元”。
  
   工业总产值的的60%是7000亿元,工业总产值就应当是11667亿元,但是,又说2005年苏州市的总产值(工业、农业、服务业总和)才4027亿元。不知道前一个数字说的是哪一年,文章是2008年发表的,刊物标名的收稿日期是2007年10月20日,这说明前一个数字肯定不是2007年的数字,至多是2006年的数字。如果是2006年的数字,如果两个数字都是真的,就意味着2006年苏州仅仅工业总产值(11667亿元),就是2005年苏州的农工商总产值(4027亿元)的2.80倍。如果算上农业、商业、服务业,苏州2006年的总产值比上一年岂不是翻了两三番?世界上有这样的发展速度吗?
  
   五、标注怪异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对于标注历来是有严格要求的,参考文献要与正文中的引文一一对应,要求“参考文献序号与文中指示序号一致”(见该刊2004年第1期封三),也就是说,标号与注号要一致。这样,文末所列参考文献实际上就是引文出处,不另列与引文出处不对应的参考文献。
  
   但是,到了2008年第2期,却为周明生发表《新苏南模式:若干认识与思考》破了例。周文文末虽然列出了七篇参考文献,却与正文没有对应关系。正文中没有一段文字是打引号的,没有一个角标,没有提到任何一篇文献名称,也没有提到任何一个参考文献的作者的姓名。
  
   没有标,却有注,使得周文在这个刊物中显得特别怪异。
  
   是周明生不知道上述规矩吗?不可能,因为这个规矩正是当初作为主管科研的副校长周明生所要求的。是责任编辑疏忽吗?也不可能,因为该刊审稿程序很严格,除了正常的三审制度外,校内稿件还必须经过校外专家审阅才能发排,这样重大的疏忽不可能不被发现。合理的解释只能是,编辑发现了,审稿专家也发现了,周明生却不愿意修改。
  
   那么,周明生为什么不愿意修改呢?第一,有底气,不修改照样发表,因为他是副校长。第二,有隐情,读者如果认真比对周明生的文章和李雪根《苏南模式正在创新中发展》,[2]以及《苏南模式的新发展》[3]这两篇文章,就会发现,周文如果一一标明引文出处的话,所谓论文就变成资料汇编了。如果资料汇编的形象不严加遮盖,怎能作为论文发表呢?又怎能作为论文申报部级科研奖呢?
  
   那么,周明生为什么不干脆去掉参考文献,一个参考文献也不列出呢?合理的原因有二:第一,不列参考文献,文章就会显得没有档次,所以非列不可。第二,为自己提供挡箭牌,如果有人敢指责周明生抄袭或者剽窃,周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不是已经将参考文献列出来了吗?怎能说我抄袭、剽窃呢?
  
   预防被他人指控为剽窃,这样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作者如果更细心一点的话,将“综上所述”、“进一步比较”等莫名其妙的表述,以及一些自相矛盾的错误数字去掉,效果不是更好吗?如果将无署名的网络论文《苏南模式的新发展》也列在参考文献中,不是可以挡住更多的箭吗?
  
   注释:
  
   [1] http://www.sdx.js.cn/art/2009/6/29/art_53_9283.html
  
   [2]见《苏州经济论坛》2006年第5期。
  
   [3]http://www.lunwentianxia.com/product.free.2448978.3/
  
2)评周明生教授的抄袭问题——以《新苏南模式:若干认识与思考》为例
  
作者:刘大生
  
   江苏省委党校主管过科研和研究生教学工作的副校长、博士生导师周明生教授的论文《新苏南模式:若干认识与思考》(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曾被某部级教育机构授予第二届全国行政学院系统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1]。然而,这篇文章中有大约有3000字来源于李雪根先生的《苏南模式正在创新中发展》而未注明。虽然周明生在文末的参考文献目录栏中列出了李雪根的文章,但是,这难以掩盖抄袭的事实。这有以下几点理由:
  
   第一,理论依据:学术界将使用他人文献而不打引号和角标、仅仅在文献目录中列出文献名称的行为称为欺骗性抄袭。
  
   马治国、李晓鸣在论述抄袭的欺骗性时指出:“抄袭论文往往也列出该文的引文出处,将被抄袭论文列人其中。乍一看是合理使用,但是仔细比对就会发现实际引用的文字数量远远大于标注的引文数量。”[2]
  
   既然标注的文字少于抄录的文字(长录短引),都可以算抄袭,那么,像周明生这样,录用李雪根3000字,打引号标注出来的文字是零,就更应当算抄袭了。
  
   第二,案例依据:方流芳先生在《学术剽窃和法律内外的对策》一文中,根据他所掌握的英文文献,用了近千字的篇幅介绍了一个美国案例,这个案例很能说明问题。现压缩转摘如下:哈佛法学院的Tribe教授在1985年出版了一种名叫《上帝拯救这个荣耀的法院》的书,因为该书以非法律专业人士为读者,具有普法性质,所以没有按照学术专著的规范写作,全书没有一个注解,仅仅列出了15本参考书的书名。2004年9月24日,Tribe教授被指控抄袭,9月25日,Tribe教授 对媒体公开承认:《法院》一书确实引用了他人著作而未能归功于人,个人对此“负有全部责任”。[3]
  
   这个案例告诉我们,在文明世界,即使将某一被使用的文献列入参考文献目录,如果没有对应的引号、角标、脚注或者尾注,仍然算抄袭。在我国,严肃的学术刊物也是要求作者遵守这个规则的,否则,文章休想在这些刊物上发表。周明生如果不是江苏省委党校的副校长,他这篇文章也不可能在《江苏行政学院学报》上发表。
  
   第三,特点依据:抄袭行为具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连明显的错误一起抄”。“错误是否相同”是学术界认定抄袭与否的重要依据之一。
  
   王毅先生在《论抄袭的认定》一文中指出:‘要注意两部作品中发生的一些常识性、知识性的错误之处是否一致, 这在我国台湾地区, 法院称之为“误写之处也照抄”。在台湾, 有些人翻译他人作品, 为防止被人剽窃, 就常常采取有意漏译原书部分内容或加译一些与原书内容不相干的文字的办法, 作为日后控诉的有力证据。’[4]王毅先生认为,台湾学者的“这种做法虽然有违译文必须忠实于原作的要求, 但对于认定抄袭与否却是十分有效的。”[5]
  
   周明生先生的文章照搬了李雪根文章中的明显的错误。李雪根先生发表在内部刊物《苏州经济论坛》上的文章说,2004年苏州城乡居民收入比为“1:1.94”,这是李雪根先生原文中的一个明显的错误,正确的数字是“1.94:1” (李雪根的文章后来在《现代经济探讨》2006年第12期上正式发表时,已经修改为“1.94:1”),真正的学术研究不会引用明显的错误数据,但是周明生先生的文章却照搬了这一明显错误,未作修改,说明周明生是抄袭而不是研究。
  
   第四,政策依据:教育部发布的有关文件指出,“有些学风不正的人明明采用了他人的观点或资料,为了掩盖事实,冒充首创,故意把最应当列入参考资料的文献删除,对应当作直接引文或间接引文的文献有意回避,不作标志,也不出现注释,只列在付后的文献目录中,这属于有意遗漏。如果故意回避的资料数量较大,或是涉及论文的主要观点、方法、证据,则实际上已经形成抄袭,构成侵权。”[6]
  
   周明生先生使用李雪根的文献恰恰属于“不作标志,也不出现注释,只列在付后的文献目录中,”并且“故意回避的资料数量较大”的问题,所以是抄袭。
  
   以上四点理由说明,尽管周明生将李雪根的文章列在文末的文献目录之中,仍然是抄袭而不是合理引用。
  
   此外,周明生的文章中大约有1000字来源于网上未署名文章《苏南模式的新发展》,这篇文章不仅没有被注释,甚至也没有被列入文献目录。因此,这1000字更是明显的抄袭。
  
   最后,给周明生先生提两条善良的建议:
  
   第一,向哈佛法学院的Tribe教授学习,公开向李雪根先生和有关学术单位道歉。
  
   第二,主动停招一届硕士生和一届博士生,仅仅一届。
  
   这两条建议对周明生先生有百利而无一害,希望能够接受。
  
   注释:
  
   [1] http://www.sdx.js.cn/art/2009/6/29/art_53_9283.html
  
   [2]马治国、李晓鸣:《学术论文剽窃的认定及法律责任》,《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第70页。
  
   [3]方流芳:《学术剽窃和法律内外的对策》,《学术批评网》。
  
   [4]吕荣海、陈家骏:《作者、出版者如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89 年版。转引自王毅:《论抄袭的认定》,《法商研究》1997年第5期,第65页。
  
   [5]王毅:《论抄袭的认定》,《法商研究》1997年第5期,第65页。
  
   [6]教育部:《高等人文社会科学规范指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6月第1版,第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