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民服务”与“学术前沿探索”

2013年05月19日 | 来源: PassPaper | 分类: 行业新闻

东方早报记者:陈晨 廖阳 时间:2013-05-16
  
    如同美术、文学、戏剧等其他领域一样,20世纪先锋音乐创作技法和流派伴随着19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涌入中国,让一批富有革新思想的作曲家跃跃欲试。这一转变同样反映在以力推“新人新作”为主旨的“上海之春”中。到1990年代,大批接受西方教育后归来的“学术精英”们为“上海之春”的创作带来了一次又一次颠覆。
  
   1984年,《解放日报》一篇名为《交响音乐民族化新成果》的评论,介绍了现代技法在当年“上海之春”上演的曲目中的广泛运用,并开始探讨传统技法是否过时的问题。这样的探讨在业界一直延续至今,有几年几乎每一届“海上新梦”新作品音乐会都要听到“群众听不懂”的疑问,甚至还发生过乐手都不知道自己在演什么的尴尬。
  
   2001年后,“上海之春”变身国际音乐节,上海的音乐被放在了一个更为开放的平台上。多元化音乐类型的加入和日趋繁荣的大众社会文化生活为“上海之春”带来了新的挑战,在原创力的复兴、组织架构的梳理、办节机制的完善等方面,“上海之春”承载了更多的寄望。
  
   “中流砥柱”争鸣“上海之春”
  
   如今,上海的作曲家几乎都来自音乐学院。许多作品写作方向呈现出学术型、研究型的特征。“学院派”延续了“上海之春”一贯的“推新作”的宗旨,成为今天“上海之春”焕发创造力最重要的中坚力量。
  
   5月9日,记者在今年“上海音乐学院优秀交响乐作品音乐会”的彩排现场见到了作曲家、钢琴教育家赵晓生,他写于27年前的作品《简乐四章》在当晚奏响。赵晓生颇有些感慨,“同样是上海交响乐团的演绎,也要经过二十多年对各种音乐风格的涉猎后,今天才能将音乐表现到位。”和赵晓生共同登台“上海音乐学院优秀交响乐作品音乐会”的其他作曲家有不少是赵晓生的学生,现如今,这批中生代作曲家已成为当下上海音乐创作的中流砥柱。
  
   听到学生赵光飞扬蓬勃的《海上序曲》,赵晓生得意地说,“赵光对旋律的感觉很好,当年我就让他去写流行音乐。”叶国辉实验性的新作《乐舞图》奏毕,赵晓生略显困惑,“这个风格倒是他的新尝试,我也没太明白他要表达什么”;陈牧声在《西湖》奏罢后,便兴冲冲地坐到老师身边问感受,赵晓生说,“飙飙的音乐好啊,好听。”(陈牧声原名陈飙,赵晓生一直叫他“飙飙”)
  
   赵光作曲的音乐剧《楼兰》刚在本届“上海之春”完成首轮亮相。1988年,正值本科毕业班的赵光以《室内协奏曲》首次登台“上海之春”,并由此得以顺利留校。相比当年的作品贴着明显的“现代”标签,如今的赵光更愿意用平实、大众化的音乐语汇表达,相比其他作曲家,他作品的旋律性和接受度也更高。“现在的音乐风格是我自己的选择。我不想超前,不想等人们在50年、100年后再来回味,我现在就希望人们都听懂我的音乐。”
  
   但同时,身为作曲家赵光也非常支持和理解那些“作品让人听不懂”的同行。在他看来,现如今只有音乐学院才是真正能产生创作的地方,同时学院也是和国际音乐学术对接最紧密的平台。“我选择用直接、朴素的音乐语言写作,而其他人选择探索。作为学院必须保有实验和探索的空间。”
  
   对于许多新作品令普通观众难以理解和接受的现象,上音作曲系叶国辉并不赞同所谓“学术和社会接受之间的鸿沟”,“它们是以一种旁人不易察觉的纽带联系着。”“前沿的学术研究就像F1赛车,你在马路上看不到,但它集中了汽车科技领域和技术领域最先进的成果,它向下作用于普通的汽车工业,只是以一种普通人看不到的形式存在,影响力却无处不在。”
  
   变身国际音乐节
  
   2001年,第十八届“上海之春”音乐会与第八届“上海国际广播音乐节”合并为“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在秉承“新人新作”的基础上,将上海音乐家放置在一个更开放的平台与世界共享音乐盛事。与此同时,因“上海之春”变身为专属性国际音乐节,舞蹈再挂在此名号下演出并不合适,再加上上海本土的舞蹈创作力量处于低迷状态,舞蹈类节目便从“上海之春”划出去了。直到去年,因“上海之春”重归上海文联主办,在上海市舞蹈家协会的要求下,舞蹈类节目才复归“上海之春”。
  
   变身国际音乐节后,“上海之春”很快迎来了莫斯科合唱团、日本萨克斯演奏家乐团、芝加哥交响等国际名团。“上海之春”在新世纪仿佛发展得越来越热烈。今年,“上海之春”还纳入了“管乐艺术节”、“合唱艺术周”、“世界音乐季”、“校园歌曲创作比赛”、“华人微博钢琴大赛”等多个节中节和群众活动。
  
   但是,越来越多的业内人士也注意到,“上海之春”越来越热闹庞大的规模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其推“新人新作”的宗旨,国外名家名团也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媒体和普通观众对“核心”的注意力;为使本土新人新作不被大量繁杂的演出条目淹没, “上海之春”7年前便新开了 “海上新梦”品牌,每年固定在此品牌下推出当年最新音乐作品;上海音乐学院则开设了“未来音乐家”品牌向社会推介新秀;民族乐团也保留了一直以来“民乐新作品音乐会”的传统品牌;上海舞蹈家协会自2009年以来也开始隔年举办一次“上海舞蹈新人新作展演”,为上海本土舞蹈人才的成长和舞蹈作品的打磨搭建交流展示平台。
  
   “上海之春”组委会副秘书长、上海音乐家协会副主席郭强辉承认,如今的“上海之春”其实分为联系并不紧密的两部分:由各剧院、演出公司组织策划的“国外名家名团”的到访,通常都遵循着市场规律,繁荣着上海的古典音乐演出市场,同时也吸引了媒体和大众对音乐节的关注;而捍卫上海本土的原创精神,为“新人新作”的诞生始终保留一席之地,为创作者、音乐工作者提供交流聚会平台,则是“上海之春”50余年来始终不变的意义。今年,上海音协发放的调查问卷显示,出于单位及朋友赠票前来聆听“海上新梦”的调查对象占据82.18%,这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新创作品与听者间的隔阂。
  
   这种情况同样发生于今年的“舞蹈新人新作展演”上,虽然演出的剧场都坐满了观众,但舞蹈家协会工作人员也说,大部分前来观演的观众其实都是上海戏剧学院舞蹈学院、上海戏剧学院附属舞蹈学校的师生,又或者是未上台参演的上海芭蕾舞团、上海歌舞团的同仁,学生们看演出只需买40元的半票即可。“将学院与外界打通,使之更紧密地结合,让新创作与群众互动、共鸣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郭强辉说。
  
   完善委约机制是当务之急
  
   不少专家都指出,单就创作本身而言,作为一个以推“原创”为核心宗旨的“上海之春”,建立一个完善可行的委约机制是“当务之急”。郭强辉说,委约创作是全世界成熟音乐节的惯例,却也是“上海之春”探索多年频频遭遇尴尬的“心病”。曾经“上海之春”连续三年委约“国外作曲家写有关中国”惹来诸多非议;而由于没有健全的委约与评价机制,上海的作曲家们对哪位能占上“委约”的名额也都存在一些不愉快的争议。“没有‘艺术总监’拍板决定,大家每年都会为委约了谁、没委约谁惹来诸多矛盾。艺术不像科学有精确的评断标准,见仁见智的感性判断永远难以服众。” 郭强辉说。
  
   事实上,今年“海上新梦”也是“上海之春”近年来唯一没有委约创作的一次。郭强辉十分赞同“征集”这种办法,“征集的门槛低,且面向社会,学生和普通爱乐者均可参加,评审会在不知晓作品有关作者资料的情况下对作品打分。相比上海音协内部熟门熟路的委约路数,征集会是一个相对公平的筛选方式,也能给年轻人更多机会。”郭强辉也希望今后的征集能加入媒体、演奏家和爱乐者等多方面的意见,使今后上演的新作品更接地气。
  
   在征集的基础上,今年“海上新梦”在上演后也向在场观众发放了调查问卷,让观众对作品评价打分。另外,鉴于往年“圈内熟人不说真话,一开研讨会便通篇吹捧”的情况,上海音协取消了今年有关新作品的研讨会,改成了给当日每位观摩音乐会的音乐家发信的方式,希望他们对当日的作品发表评述,并以隐去真实姓名的方式在内部刊物上刊登,希望以此转变以往的“评论”风气,真正让新作品得到有价值的“反响”。
  
   “这方特殊与可贵的舞台”
  
   除了作品,“上海之春”在办节方式的创新和强化音乐节的平台效应上,也是一些业内人士认为可以继续突破的部分。
  
   去年,“上海国际艺术节”在委约“新人新作”的同时,邀请国外艺术节以及演出公司经纪人共同观摩新作品的汇报,事实上也确实有效地促成了几份后续合约,让作品孵化后能够有更长远的发展。郭强辉认为,“上海之春”在这方面还可以做得更专业一些。“国际艺术节有一个专门的办节机构,是一个更专业的平台;‘上海之春’的工作人员几乎都有自己其他的本职工作,而‘上海之春’‘三主办三承办’的组织架构,由于在资源整合上还有待提升,在具体操作上也存在一些问题。”
  
   值得肯定的是,今年的“上海之春”上法国图卢兹国立管弦乐团、捷克布拉格交响乐团、德国符腾堡室内管弦乐团都特别呈现了部分中国作曲家的作品,比如许舒亚的交响音诗《韵——为双女高音和交响乐队而作》,而《韵》也将藉由此次契机登台明年的“布拉格之春”音乐节。这种交流方式受到了作曲家们的好评。
  
   和上一辈音乐家相比,上海年轻一辈的80后音乐家们则有更多机会活跃于全世界各个音乐节的舞台,他们看待“上海之春”的眼光也更全面和宏观。小提琴家黄蒙拉说,在参加了很多比赛和其他音乐节后,他才慢慢意识到“上海之春”这方舞台的特殊和可贵,“推新人新作的意义我也是真正进入这个行业后才慢慢深有体会。” 钢琴家孙颖迪担纲了今年“上海之春”开闭幕式演奏,他眼看着近年来国内音乐节越办越杂、剧场越建越多、票价越卖越高,但留给专业创作者的“份额”却越来越小。“北京有专业性很强的当代音乐节,‘上海之春’也应承担这样的功能。相对于下半年的国际艺术节,‘上海之春’不妨在专业性上有所侧重,将其打造得更专业,更倾向学院。”孙颖迪说,身为上海音乐学院的老师,他知道学院每年都有大量作品被创作出来,“但如果作曲家的作品总是没有演出的机会,作曲家本人也会越来越陷于个人的理想化认识。”
  
   半个世纪,三十而立,人们回顾着曾经“上海之春”耀眼的光环,难免对于现在和未来寄予厚望。郭强辉认为那样的辉煌难以强求:“上海之春”曾经的辉煌除了有一批强有力的作品做支撑外,与当时社会环境的“得天独厚”也有着必然联系——当时电视还没有成为最具影响力的传播媒体,人人都听广播的年代为音乐在群众间生根发芽提供了肥沃土壤。而且,与今日的城市文化每时每刻处于“节庆”的狂欢状态不同的是,“上海之春”毕竟是当时沪上人民唯一的文化节日。
  
   记者走访的几位作曲家都认为,“上海之春”现在每年推出的“新人新作”在质量和数量上并不比以前低,只是,观众都已不再处于当年的“饥渴”状态,他们有了更多选择。就像人们现在对大白兔奶糖记忆犹新,并不是因为今天没有更好吃的零食,只是当时的物质匮乏让人们对曾经少有的小甜头倍感珍惜。“我们并不觉得生不逢时,有更多的艺术品类可供人们选择是好事,作曲家也该凭借自己的热情更纯粹地创作。”叶国辉说。
  
   也许正如陆在易所言,53年来“上海之春”的转变和考验,亦反映出中国文艺创作起起落落的时代背景与真实面貌,“‘上海之春’的现状,和今天整个社会文化的环境,以及音乐本身的特殊性有关。但还是有一群人在自己的范围内坚持做他们认为有意义的事。‘上海之春’在今天因而依然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