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不端行为发生的原困分析

2013年03月30日 | 作者: PassPaper | 分类: 行业新闻

1.诱发科研不端行为发生的主观因素

(1)科研价值认识模糊。大学人做科研的目标是创新知、出新技术,是在求实创新中探索、揭示事物的本质或规律。如果科研成果没有这种价值展示,全是陈词滥调,废话连篇,即使发表了,也无多少科研价值,甚至是发表得越多对社会资源的浪费就越大。但在我国大学里,很多大学人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一些人以为撰写和发表了文章和著作就是在做科研,就是在做学问,就是学术成果,而且认为发表的成果越多,对个人和社会越有价值。正是受这一错误认识的支配,一些教师为了显示自己的“学术生命”和延续教师生涯,在增加科研成果的数量方面可谓是竭尽全力,甚至是不惜手段,譬如请朋友帮忙做,没有朋友就请“枪手”代笔,或者情急之下亲自动手,采取移花接木的方法去做一个高效的文抄公或科研中的梁上君子。不仅如此,一些大学生也对科研对自身的价值意义比较模糊,以为一个学位的获得仅仅在于学分的修满和完成“走走过场”的毕业论文答辩,不知道判别一个大学生为大学生的一个重要指标是看其“是否具有发现和提出问题的较大可能、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较大能力”,即要求大学生撰写合符该指标规定的论文,以至于当他们面对社会调研、实验操作、撰写课程论文或学位论文等科研工作时习惯采取敷衍塞责的态度,导致被人们称之为“假货”、“赝品”、“水货”的大学生科研成果几乎随处可见。

(2)科研规范意识淡薄。在我国,教育部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以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师德建设的意见》等文件,对包括高校在内的学术界的科研道德建设、学风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在法律法规方面,我国也早已颁布了《著作权法》、《专利权法》、《商标法》、《科技进步法》等。可见,我国大学的科研不端行为之所以愈演愈烈,问题并非出在科研上的无章可循和无法可依,而是一些师生的科研规范意识淡漠,其突出的表现有三:

一是绝大多数的大学没有把这些文件和法规当回事,从来没有组织师生学习过,很多人不知道有这些要求,更谈不上内化和践行;有的师生甚至在侵犯了他人的专利权、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后也浑然不知。

二是某些师生的科研成果被剽窃后不懂得用政策和法律手段去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以至于在某种程度上纵容了不端行为的泛滥。

三是一些师生无视科研规范的存在,明知抄袭作假有违科研道德或构成侵权,但仍然带着侥幸心理去玩科研规范之火,一旦被人检举还要无理狡辩。

(3)科研荣辱之情缺乏。这是指一些科研行为不端者虽然知道自己在造假剽窃,是在违反科研规范,但就是明知不该为而为之,归根结底是在追名逐利中丧失了应有的科研荣辱之情。诚然,大学人也是人,也需要金钱来支撑生存和发展,需要用正当的手段来获取更多的金钱以改善自己的生活,这原本合理合情,无可厚非,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如果大学人在科研中没有去假求真、弃恶向善的荣辱追求,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以牺牲社会和他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换取自己的利益,那就严重违背了科研道德,譬如一些高校学者与各种社会经济资本之间的关系暧昧不清,甚至与一些反动资本结成科研上的联盟,发表一些维护反动资本利益、损伤社会和国家公共利益的学术观点和科研成果,而且还自诩为“本事通天”;师生之间成为科研中的雇佣关系,大学生导师零报酬的雇佣劳动力而导师并不觉得有何不妥;导师“大方笑纳”或随意删减学生辛辛苦苦收集的科学实验数据却毫不脸红,如此等等,显示出在大学科研活动中“无耻是无耻者的通行证”现象的存在并非空穴来风。

2.诱发科研不端行为发生的客观因素

科研不端行为不只是学术现象,也是社会现象。其中下列一些客观诱因的存在使得一部分研工作者在科研活动中敢于铤而走险,而且也能够成功地铤而走险。

(1)一些高校管理体制的政学合一。针对近年来我国一些高等院校不时爆出的学术不端丑闻,有学者指出,“这是因为它未能触动造就它的体制性因素。被批评的仅仅是涉嫌学术不端的个人,而非其背后的体制性力量。”这里所说的“体制性因素”即政学合一的管理体制,是指一些大学行政管理层的一部分人员,既是行政领导者又是学术研究者,既做行政管理工作又做学术研究包括科研,其特点是行政权对科研的直接掌控和统摄。实践证明,这种体制在一些高校的通行正是引发科研不端行为的主要根源,尤其是容易导致一些行政领导产生侵占他人成果的科研不端行为。因为行政工作和科研工作,都是复杂的脑力劳动,都需要全身心投入才能做好的工作。我们不否认少数人既有行政才能又有科研才能,但一心难以两用,一个人的行政才能和科研才能很难同时得到充分展现。如果一定要展现,就难免要靠科研不端行为作掩护。不少科研不端行为的个案表明,一个优秀的行政领导要想做出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大凡要靠占用别人科研成果才能达至科研目的。再加上在一些大学,集行政领导身份和科研人员身份为一身的所谓“双肩挑”人员往往可以从行政和科研两条线上获得双份的收益,这就更容易激发一些行政领导经常削尖脑袋也要靠权力寻租的办法骗得一些科研成果。

(2)一些高校学术职称评定的集权操作。这是另一层面的体制管理问题。我国高等院校分为部属和省属两部分,部属的由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管理,省属的由省级教育行政部管理。在自主权方面,虽然改革开放以来,高校自主权有了很多改观,但是还不够,至少要做到省属高校和部属高校拥有同样的自主权。譬如在职称评定上,既然部属高校可以自行评定,省属高校也应该可以自行评定,就不能主要交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去评定。事实证明,省属高校专业技术人员的职称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评定作为一种学术职称的集权管理体制,其所带来的漏洞是很多的,目前一些高校频繁出现的科研不端现象就与这一管理体制密切相关:

首先,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职评团队,对其受评的数十所高校众多教师的专业水平和业务能力的真实情况不完全了解,如果在职评中仅凭书面材料作判定,很难做到实事求是、公平公正。据笔者观察,已经评上职称的材料中就不乏有这样那样的虚假情况,最严重的虚假是有的已评上教授的论文论著明显是请人代笔,这些人用这样的方式获取职称,有关系背景的叫巧取,有权力背景的叫豪夺。而集权职评则为巧取豪夺提供了温床、制造了逆向淘汰。

其次,集权职评从下至上设置了许多严审关卡,其本意是阻止学术虚假,始料不及的是这些关卡虽然阻止了某些学术虚假,但同时也为另外某些学术虚假提供了方便。例如,对于没有关系和权力背景的虚假制造者来说那些关卡足可以让他们无法通过评审,但对于有关系和权力背景的虚假制造者来说些关卡则往往形同虚设,经常是按下了胡芦又浮起了瓢,其主要原因就是舍近求远、脱离了群众视野、没有民主监督的集权职评容易进行暗箱操作。

(3)一些科研纠错机制的被动无力。在中国一些大学,人们时常发现,当一些科研人员尤其是有行政权力的“学者”在科研上不能做到洁身自好时,大学内部的监查部门(如学术委员会等)则往往投鼠忌器,不想督查也不敢去督查。遇到媒体曝光而万不得已时才会象征性地稍作表示,而且大多数的督查是遮遮掩掩,不敢深究,生怕引火自烧。不仅如此,本应能够有效制止严重科研不端行为的我国一些法律制度的科研纠错能力也还很弱,很难起到较强的惩戒作用。譬如我国著作权法虽然因抄袭造成的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行为规定为应予制裁的违法行为,但在著作权立法与执法方面,对于科研抄袭和剽窃行为的制裁偏轻,其中“视情节轻重,罚款一百元至五千元人民币”不仅在实践中极少执行,而且很多时候可以说是打击不力,因为最多五千元人民币的罚款同一些人利用科研不端行为所获得的收益相比简直微不足道。